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5月20日消息，应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之邀，辽宁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于2011.5.4至2011.5.19日在四川大学开设“十期”关于先秦文化史的学术讲座。包括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儒藏》主编舒大刚教授在内的古籍所师生、以及广大文史爱好者参与了听讲及相关的互动活动。这种“浓缩版”的先秦文化史讲座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

常金仓教授，山西省原平人。1986年考入吉林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学习先秦史，198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授，2000年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被聘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2008年聘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文化史理论研究，兼治西方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学术集中在先秦文化、古代礼学、国家起源、宗教神话等方面，注重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出版著作有《周代礼俗研究》(1993)，《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1998），《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2005），《周代社会生活述论》（2007）等，在《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先秦时期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孕育与成型期，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先秦时期所奠定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对于中国传统，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立足于现代人类社会实践及其认识的新成果之上，对于先秦文化的新考察无疑是一件富于挑战且颇有意义的工作。

先秦文化史共分“十讲”，第一讲“文化史观纵横谈”，在回顾国内外文化史理论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科学”史观。第二讲“礼乐文明的形成”，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古代文明的考察，以四种社会组织力的“不平衡”发展原理，勾勒出华夏文明由“手势语言”向“礼乐文明”类型演化。第三讲“早期国家产生方式”，通过对以往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的反思，受部落社会田野调查报告启发，揭示出“施舍赠财”方式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结合夏启暴力革命，最终勾勒出了华夏“礼乐”文明的国家产生途径，第四、五讲为“国家产生方式给中国文化追加的特征”，主要揭示国家产生方式对礼乐文明影响。其中在政治理论上，表现为民本思想，“隆一而治”和暴力革命论，在政治实践上，则为统治者以身作则的“典范政治”与“股东”般的君臣关系。第六、七、八讲为“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迁”，从人口与生产关系，政治体制、国家职能、道德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华夏文明的新变化。第九讲，“新宗教的萌芽——战国方士”，阐述战国社会变迁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现。第十讲为“历史规律举例——周秦文化中的名实律”，在对先秦文化史分析阐释基础上，归纳概括出“名实律”这一通则，从而将“文化科学”史观贯彻到底。

在本土文化的“源头”——先秦史园地，从理论到实践，常金仓先生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的“文化科学”史学的魅力。其特色在于，一、思辨性，从理论上先后颠覆了“进化论”史观、传统的“政治史学”以及历史哲学梦靥下的叙事史学模式，为“文化科学”史观的展开廓清了道路。二、可操作性，文化整体观与文化要素分析法，在文化现象的分析上，游刃有余，令人耳目一新。三、学术的本土化追求。常先生一直跟踪国外社会科学发展新趋势，尤其是消化吸收西方人类学及田野调查的新成果的同时，力主以本土概念解释本土文化，力斥将中国历史变为某种西方理论的注脚与样本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土学术研究的水平。

第一讲“文化史观纵横谈”

作为先秦文化史的第一讲，针对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困境，在回顾国内外文化及文化史理论的基础上，常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科学”史观。

文化是什么？这是讨论文化史不能绕开的话题，常金仓先生在回顾文化人类学经典概念的同时，给出了最低限度的定义，即文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在切入文化史的正题后，从学术史的角度，回溯了国外，国内文化史学的缘起及发展，特别分析了基于社会现实而兴起的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化史观，进而揭示了文化史学背后的政治诉求及其对学术研究的干扰。

人文主义在文明史上有着古老的传统，直到近代以来，面对汹涌而来的科技浪潮，其何去何从才成为问题。人文主义的文化史观显然采取的是保守的立场，它强调的是史学、乃至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分野，质疑科学方法对于史学研究的有效性。比如人文主义者质疑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独特的、个别的、永不重复的事件，因而其间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规律，更无法象自然科学那样进行试验等问题，

常先生尽管不完全认同科学主义混淆人文与科学界限的“泛自然主义”立场，但他以为，史学的科学洗礼势所难免，否则它就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可能。因此常先生积极大胆地提出了“文化科学”史观，尝试着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他认为，通过分析古史著作无意间流露的信息及立场不同的记录，即史料批判，可确保史料一定程度的客观性。研究者将视角由具体事件转向重复出现的文化现象，并探究其背景的联系，即可获得历史规律，其有效性可得到史料的验证，但前提是不要对客观性及其规律作教条的理解。

第二讲“礼乐文明的形成”

这一讲主要探讨国家产生之前，初民社会的文化抉择。在开场白中，常金仓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以来，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如“进化论”史观给中国历史研究带来的负面效果，同时还应注意西方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欧洲中心论等。因此，常先生提醒，应在消化吸收一切优秀成果精髓的基础上，深入到本土文化内部去寻找答案。

对于本土文化的认识，常先生引入了“文化类型”的概念。在考察了世界范围内各古文明形态，并参照部落社会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他提出初民社会至少存在四种社会组织力或控制力，即血缘关系、礼仪风俗、原始宗教和习惯法。在应对现实的社会生活问题时，这四种文化要素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其中优先发展起来的要素形成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并影响其他因素的品质，于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便逐步拉大，表现出形态各异的文化类型。原始宗教发达地区就会出现类似后世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如古埃及；原始习惯法优先发展的地区可能出现了早期的法治国家，如古巴比伦和古罗马；原始风俗礼仪特别盛行的地区则可能出现礼治型国家，如先秦时中国。

在征引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常先生认为，尽管中国史前曾出现过宗教巫术短期的高涨，但经过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整顿，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便大大回落。原始法制自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已规模初具，但《吕刑》所载苗民法治实践失败的教训使先民对于法治效用有所保留，于是，华夏先民在文明抉择时，走上了一条以礼为主，礼法相辅的礼俗文化类型之路。

第三讲“早期国家产生方式”

国家的出现是影响文化的重要因素，这一讲主要探讨“礼俗”类型文明形成后，中国最早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

早期国家的产生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国家产生时往往没有文字，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依据的途径有二，考古发掘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常先生认为，史前考古获得的是“文明的碎片”，其物质遗存不是“自明”的，由此来解释国家的形成之类宏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部落社会的田野调查往往是无文字社会的“活生生”的文化呈现，然而它不是本土的，通过考察一种简单社会的文化机制，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古文献中的传说社会，不失为一种便捷的认识策略。

通过研究策略的评估，常先生先反思了前人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索，特别指出“起源”探索并非去寻找事物的 “绝对开端”，而是动态的文化要素的渐次配置过程。

具体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讨论，常先生认为，部落社会“头领”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巫师、军事领袖、诉讼调解者等变为国王的形式。在大量文献佐证基础上，常先生认为，中国早期的部落首领脱颖而出则主要靠“施舍赠财”手段，给大众以恩惠来团聚人心，而且这一过程直持续到后世。最终，积累人望的夏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了部落首领向国王的转变。这种独特的早期国家产生方式深深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精神。

第四讲“国家产生方式的文化遗产（上）”

国家产生方式对文化的影响，常先生认为，其中“施舍赠财”的首领产生机制，在政治上影响表现为“典范政治”，即当政者须以身作则，通过榜样作用，引导民众，从而使社会行为协调一致。

由于首领是靠“施舍赠财”团聚人心的，因而对君德便有特定的要求，如勤劳（开源）、节俭（节流）、养民（施惠）、含诟忍辱（领导负责）。当时的君臣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大臣职责是“谏君之非”，当君主屡次不纳谏后，大臣即投奔他国。

除大臣规谏外，常先生认为，对于“典范政治”的维护，还有“史书工诵”与“天监”的两种途径，前者主要通过史官“秉笔直书”与制“谥”，不虚美，不隐恶，来制约君主改过从善，后者借原始宗教力量规诫君主，检查施政得失，这些均为辅助“典范政治”的早期监察制度。

另外，夏后氏以暴力手段建立了以家族为核心的世袭王朝，这种以“家”代“国”，“家”、“国”同构的政权组织原则使中国古代政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强化了祖先崇拜之风。

当王位世袭成为制度以后，典范政治开始变质，一方面，日益脱离群众的统治者需要找个替身，使他们摆脱典范政治的约束，于是“招隐”便盛行起来。另一方面，统治者将先正己后正人蜕化为片面的以上正下。

第五讲“国家产生方式的文化遗产（下）”

国家产生方式对文化追加的影响表现在思想上，即为“民本”思想，“隆一而治”观念和“暴力革命”论。

对于“民本思想”讨论是在反思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受进化论史观影响而颇为流行的认识是，商代是一味崇信天命的宗教迷狂的时代，周人的“敬天保民”开始意识到民的作用，至春秋战国以来，作为一种新观念，民本思想替代了天命观。常先生指出，《表记》中关于三代政治策略的演变是“文质相救”观念的反映，并非讲“进化论”。春秋文献上“民本”言论猛增，非但不能理解为“民本”思想的高涨，相反它却是当时“民本”思想被削弱的反映。天命与民本思想并非先后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长效政治机制。施舍赠财的目的在于“附民”，史前的施舍者一开始就知道民为国本，天命观乃是约束君主的“神道设教”而已，两者均为“典范政治”的内在要求。

“隆一而治”观念与夏启以“家”代“国”的政治组织原则有密切的关系，一家只有一个家长，当其凌驾与“国”上时，自然独尊国王，这与古罗马设两个执政官是判然有别的。《荀子．致士》言“君者，国之隆；父者，家之隆也……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隆一而治思想一方面使中国古代形成家长制君主制度，另一方面则有力地促成了国家的长期统一。

“暴力革命”自启建立夏朝后，汤武效之。革卦《彖传》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孟子》《管子》《韩非子》均有论述，“暴力革命”论遂大行于中国，通过渐进的、温和的改良来解决社会危机的机制此后在中国则较为少见。

第六讲“东周的社会变迁”(上)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变迁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描述这次社会变革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那么，是什么力量引起社会如此巨大的变化？三十年前在教条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曾形成一种牢固不移的信念，皆以为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结果，但这样的解释却处处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常金仓先生借鉴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通过人口、生态环境、生产技术三大因素相互关系的分析，指出这次社会变革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第一推动力是人口的增长。接下来，常先生从战争目的、政府追求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婚姻政策、人口的管理以及诸子百家关于人口的言论等方面分析了春秋以前人不胜土的情况，接着又从两个时期生态环境、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农田耕作方式等方面的对比，讨论了战国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

常先生进而指出，面对沉重的人口压力，列国先是通过扩大社会分工，疏散剩余的农业人口，从而带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此后源源不断地被土地排挤出来的剩余人口被吸收到学士的行列，于是为官僚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其余的多余人口变成庸工，庸工得出现为正在形成的土地土地私有化以及土地的兼并提供了劳动力。显然，这是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常先生对东周生产关系变革作出的最新解释。

第七讲“东周的社会变迁”（中）

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领域引起变革的原因不尽相同。这一讲主要讲述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

春秋以前的国家是由若干具有源远流长的家族史、拥有大量土地人口、世世在朝任官的贵族家族联合而成的，常金仓先生象形地将之比喻为“股份公司”，其统治方式被称为“贵族政治”；战国在朝居官者绝大多数是没有家族背景，靠才智为君主效力的布衣之士，这种体制我们叫做“官僚制度”。

伴随着王纲解纽，贵族政治开始瓦解，新的官僚政治日渐萌生，这一过程持续了很长时期。常金仓先生列举丰富的历史事实讲述了贵族之家相互争夺怎样导致整个贵族阶级的衰落，讲述了同姓、异姓贵族篡夺天子、诸侯政权在列国的种种表现，讲述了战国诸侯为了强干弱枝，纷纷推行法治削弱贵族之家的特权；推广郡县制，最大限度集权于中央；放手任用布衣之士，限制贵族擅权的种种措施，终于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奠定了以后二千余年中国古代社会以官僚为主体的政治体制。

第八讲“东周的社会变迁”（下）

在东周的这场社会变迁中，国家职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常金仓先生先从历史上早期的国家职能讲起。

早先用施舍赠财建立起来的古代国家，它的主要政治职能就是财富的分配。在部落社会里，早期盛行的是互惠式分配，即通过施舍者之手将群众的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给每个人，以便互通有无。当社会出现阶级，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后，盛行的是分层再分配，即按照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得相应的财产，古代叫做“以礼分施”。投入分配的东西有土地、爵位、权利、赏赐、名声。在严格意义上，贡赋、劳役也是分配的内容。在这样的国家职能下，为了将分配进行到底，不得不积蓄财富，于是培养了全社会的积蓄思想和习惯。

在回顾历史之后，常先生进一步指出，战国时有两个因素使国家不能再单纯地发挥分配职能，一是人口的增长，使土地的分配难以为继，古老的井田制开始崩溃，国家手里有限的土地职能赏给有军功的人；二是诸侯兼并战争迫使各国不得不努力致富致强，因而除了操纵分配，国家还必须组织生产。在战国变法运动中，各国的政策不同，秦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重困商人，最大限度使民归农，发展生产。齐国则实行农商并重政策，企图通过市场的交换获取利润。在这场国家职能转变中，极大地刺激了自私自利之风。

常先生关于国家职能转变历史的考察，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历史认识，而且增进了我们对于当代国家职能的理解。

第九讲“新宗教的萌芽——战国方士”

战国的方仙道活动也是社会变迁中出现文化现象，常金仓先生指出，这个问题政治史学家以为无关天下治乱兴亡，不研究它；思想史学家以为它是民间思潮，非精英的理性思想，也不研究它；只有神话学涉及它，然而中国神话学是用古典进化论建立起来的，进化论者无视文化的巨大差异，总是把战国方士在当时特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说成史前的文化遗存。但常先生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识。

常先生指出，战国方仙道首先是礼乐制度废弛的产物，礼乐文明是一种重现实、黜玄想的文化，礼坏乐崩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非理性思潮的高涨。其次，老子的摄生理论在道家后学著作中发展成积极的养生学说，进一步助长了追求长生不死的信仰。

常先生接着先介绍了战国“学生者”的活动情况，然后分门别类讲述了诸如呼吸、导引、避谷、服药、形解销化、羽化升天等修炼之术。

战国神仙方士构想了昆仑、蓬莱两个神仙世界，前人认为昆仑神话是西北高原民族的创作，而蓬莱神话则是昆仑神话东传的结果，常先生则认为它们都是邹衍学说的流变，在对比了《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关于世界模式的设想，常先生指出此三书的志怪神话都是“传邹子之学而不能通”的燕、齐方士之怪迂之说。战国神仙方士的第四个成绩是创造神话。

本讲最后例举几则神话，分析了他们是怎样在传世典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及他们与后世道教的关系。

第十讲“历史规律举例——周秦文化中的名实律”

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要看能否从其中概括出一些规律来。然而在历史学界却没有共同的“规律观”，大多数人认为“规律”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常金仓先生却提出另一种规律观，认为历史规律就是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反复出现的大致相同的历史现象。按照这一历史规律观，本讲选择礼乐文明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事物的名与实的关系试图阐明一个历史规律。常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有一个规律可以证实，那么就可得到更多的规律，而历史成为科学便是可能的。

名实关系是儒、墨、道、法都关心的、涉及社会治乱安危的大问题，这就是先秦的名家之学。

在这一讲里，常先生列举大量实例展示了周秦时代为求利而先求名的历史现象，分析了名实相乱的社会危害。在政治上以名举士，导致政府官员素质的严重下降；在道德领域，致使人们成为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在司法过程中变乱名实干扰了司法秩序，在经济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各国政府纷纷颁造标准度、量、衡器，实行“物勒工名”就是商品交换秩序混乱的表现。

常先生进一步将之概括为三类：以名乱实，以实乱名，以名乱名。对于名实相混问题，儒家主张“正名”，法家主张“循名责实”。道家主张“去名”。对于诸子的思考，常先生认为，这些主张虽具有积极意义，然非治本之伦。名实之乱的根源乃在礼乐文明本身，故彻底根治名实相乱之法还须逐渐调整传统文化的结构，在一切可能情况下，使名实分离。

附讲座【海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至历史的发展，小到学术的进步，莫不如是。中国史学历经风风雨雨，沉浮不定，其内部更是风起云涌，硝烟连绵。……面对“历史学的危机与困惑”，无数历史学家殚精竭力、漫漫求索，不断地从各个维度诠释自己心中的历史，让我们走进《儒藏》论坛，一起聆听辽宁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以其独到的“文化史学观”阐释与分析先秦历史，敬请期待！

讲座题目：穷·变·通·久━文化史观纵横谈

常金仓，1948年生，山西省原平人。1986年考入吉林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教授学习先秦史，198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授，2000年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被聘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2008年聘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先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文化史理论研究，兼治西方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学术集中在先秦文化、古代礼学、国家起源、宗教神话等方面，注重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对古代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形成了独特的史学理论体系。

出版著作有《周代礼俗研究》(1993)，《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1998），《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2005），《周代社会生活述论》（2007）等，在《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主 讲 人：常金仓教授

主持嘉宾：舒大刚 教授

讲座时间：2011年5月4日（周三上午）9：00——11：30

讲座地点：研究生院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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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承办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