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现场

2011 年4 月28 日下午三点，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办的“唐君毅与现代新儒学”学术座谈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举行。出席本次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主要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国强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黄兆强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廖伯源教授，台北国立东华大学黄汉光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谢幼田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德述教授，四川大学蒙默教授、舒大刚教授、杨世文教授、彭华教授、张尚英老师、李冬梅老师等。

唐君毅（1909- 1978 ），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牟宗三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并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其学问渊博，融贯古今，会通三教，对中、西、印哲学思想无不尽心钻研，尤用力于中、西、印三大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他的学术思想进路，被海外学者概括为：以黑格尔型的方法及华严宗型的系统，展开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都为“一心”所涵摄的文化哲学体系，名曰“唯心论的本体——文化论的哲学系统”。

座谈会中，黄兆强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新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指出新儒学是在清末西方文明与中国固有文明碰撞下产生的儒学流派，承继宋明理学之“本体论”，由“内圣”而开中国哲学之“新外王”——即科学与民主。“一战”后西方世界的千疮百孔暴露出来，“西方没落”说一时蔓延。1922 年罗素在《中国的问题》中也谈到中国需向西方学习之处固然不少，而西方需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也不少。梁启超欧游归国后， 在文化取向上发生了转变，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强调应树立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尤其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这些都成为新儒家、新儒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围绕新儒学之“新”，与会专家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相比于先秦、宋明儒学重视道德、心性，“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存”，新儒家之“新”着重体现在从知识论角度阐释中国哲学，而不仅是停留在主观情感意义上的表达。西方哲学中，从笛卡尔至休谟，均未能真正解决“存在”问题，“新儒学”正可以从此角度对西方哲学进行回应。刘国强教授指出，西方哲学希望通过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解释形而上的世界，但最后往往归结到“上帝”，这便又陷入非理性的状态。儒家的“天”则具体表现为“人”，天道通过作为个体的人表现出来。唐君毅先生“心灵九境”系统来解释人类文化知识和活动，包容了中、印、西哲学系统，这也是新儒学之“新”的表现。

在新儒学研究的方法上，谢幼田教授认为，由于港台学者没有受到来自大陆的政治干预，故而对思想文化的看法更加客观。这是我们今天的儒学研究也应重视的方法和角度。此外，谢教授特别强调研究工作中的“心灵体验”问题，不只是客观意义上的研究工作，不只是知识系统的表述，它更是心灵的体验和实践。改革开放，带来了金钱的大潮，但道德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堕落，人文学者对拯救道德问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同学们由《中庸》《孟子》到陆王心学，去体会食色以外的传统道德观念；借佛、道哲学方法来体会、融会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中都应负起当然的责任，在体验自身的道德本体和实践中做到自我的完善。

陈德述教授也表示，今天我们讲新儒学，与80 年代不同了。80 年代第一次谈到新儒学时，学界普遍持否定的抵制的态度。现在没有了抵制，但如果说儒学要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儒家其实是在探讨中华文化怎样创新和发展。我们有多的学者，但我们缺少真正的思想家。儒家学说多年来被单纯当做道德学说，以至有学者提出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样的误解也与我们自己对儒学的研究并不全面有关，我们的研究忽视了儒家还有很多智慧层面上的内容值得去发掘。唐君毅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一个没有智慧的民族，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就不能发展科学技术，从而走在世界民族的前列。智慧要求抽象，大陆普及哲学的弊端在于否定哲学的抽象性，少了形而上的思辨。我们懂得更多的是实际操作，而不是哲学上的智慧。现今新儒家的重要工作之一，仍是发掘中国哲学当中的智慧。

另一方面，正如廖伯源、蒙默教授所指出，新儒家多系哲学出身，故新儒学的突出表现在于将儒学哲学系统化，这使得新儒学的内容显得艰深晦涩，甚至儒学领域外的人文学者，要读懂新儒学的东西，都相当困难，更遑论普通大众。这并不利于文化普及和文化传承。如何让新儒学真正成为我们认识、传承中华文化的“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这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与会者合影

附：港台学者简介

黄兆强，唐君毅弟子。1987 年3 月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87 年8 月至今，执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历任东吴大学历史系主任、东吴大学文学院（后改称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台北市钱穆故居管理处执行长。其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中国历史文献学、清代学术史、当代新儒家研究等方面。着有《廿二史札记研究》、《学术与经世——唐君毅的历史哲学及其终极关怀》等书。

刘国强，唐君毅弟子。1978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86 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1987 至1990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儒家伦理课程顾问。1990 年以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着有《儒学的现代意义》、《全球化中的儒家德育资源》等，主编《新亚教育》、《道德与公民教育 —— 东亚经验与前瞻》、《华人地区大学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变革中的两岸德育与公民教育》等。

廖伯源，1979 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和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获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新亚研究所、东吴大学历史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曾获1984 年度法国儒莲汉学奖。现已退休。着有《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秦汉史论丛》、《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等书。

黄汉光，1985 年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台湾国立东华大学教授。主要著作及论文有《黄老之学析论》、《陆贾哲学初探》、《战国时代黄老之学在楚国的发展—— < 鹖冠子> 的研究》、《徐复观吕氏春秋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