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邓晓芒先生《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见《儒家邮报》网络版第57期），深感“逻辑专家”邓先生根本就没有逻辑，而完全是在胡搅蛮缠。举例来说，明明我是对邓先生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与专制社会混为一谈提出质疑，但他却硬将这一问题扭曲为中西封建制的异同问题；明明是邓先生自己抱持“洋奴”心态，一贯崇奉西方标准以百般诋毁中国传统，但他却将我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法、借用西人肯定中国传统的论说对他加以驳斥反诬为“洋奴”；明明我是在同意范忠信先生基于古今中外大量法律史材料所得出的中西法律中都存在着“亲亲相隐”原则这一观点的前提下，对于邓先生没有提供任何实证材料、仅凭玩弄空头逻辑就企图推翻范先生的观点并建立与范先生截然相反观点的做法提出质疑，但他却不仅仍然没有提供任何材料回应我的质疑，反而硬要我拿出范先生已经拿出了的证据去证明他和范先生谁对谁错；明明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是着眼于造就一代不“吃人”的新人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鲁迅看来，如果让孩子仍然受到“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那么“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也将继续成为“吃人”的恶人，但邓先生却一口咬定这声呼吁的含义是要把孩子从所谓“弱者”的处境中拯救出来；明明《红楼梦》中的“葫芦案”是贾雨村与四大家族之间所做的一场法律与权势的交易，邓先生自己也曾承认“四家都是上了‘护官符’的，这‘护官符’任何一任知府都必知必备，否则就官运不长”，但他却又自欺欺人、疲于奔命地要将这个案子乱判为“亲亲相隐”；明明《红楼梦》第一百○七回中没有一字述及贾雨村坐在轿内听到贾府仆人包勇的谩骂时有什么因“问心有愧”而“竟不敢答言”的情节，但邓先生却硬要将他所杜撰的这个情节强加给曹雪芹，还一面言不及义地引经据典，一面装扮出一副文学评论家的面孔，指我“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有限”，而他却并不了解，我在本科和硕士生期间恰恰受的是中文系的科班训练；明明丁为祥先生关于“窃负而逃”的论述本来就是基本清晰的，而我从逻辑上的分梳，则进一步呈现了丁先生这一论述的理路，但邓先生基于其绝对普遍亦即绝对虚妄的思维方式，不仅“看不明白”丁先生的论述而又要大加挞伐，而且真正是“色厉内荏”地将我所作的实质性分梳判定为“实质性的内容不多”，他还抓住丁先生论述中的“对舜来说”与“对舜个人而言”的表述，大有抓住了可以置丁先生于死地之把柄的模样，我且不漫天盖地地去寻找邓先生文章中的语义毛病，就在他这篇文章的同一节中，他所谓“胡文最后一部分，实质性的内容不多，只是为了回应我对他所使的‘激将法’而勉强作了一个姿态而已”这句话的语义清晰吗？究竟是我“所使的‘激将法’”，还是邓先生“所使的‘激将法’”呢？明明是邓先生一贯高标权利与义务的分野，并以追求“可以不行使”的权利作为其崇高志业，但他却力图剥夺我的权利，强迫我包办代替丁为祥先生在论战中的角色，否则就被他指责为“现在发现形势不对头，就想开溜，把他的同伴扔在无助的险境，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实际上，邓先生此语倒真是过于乐观了吧？现在的形势并非“不对”我的“头”，而是大大“不对”邓先生的“头”啊！明明是邓先生无端对本来没他什么事、而我却曾参与过的“儒家伦理争鸣”发难，要为他所谓的“反方”辩护和抱不平，但他却反过来说当前这场作为“儒家伦理争鸣”之继续的论战“一开始本来没胡先生什么事，是他自己跳出来，为这个辩护，为那个抱不平的”；明明我在与邓先生的论战中作出的所有驳论都是基于个人思考而发，但他却炮制出一个所谓的“胡先生‘们’”的称谓，将可能是他自己采取的“邓先生‘们’”的论战方式强加给我；明明是邓先生的文章中充斥着痞戾之气，但他却反诬我“大为恼火”、“暴跳如雷”云云。邓先生的这些胡搅蛮缠，除了进一步证明我在《辩误者再误》中指出的“这场讨论已经无可救药地被他导向了‘浅出’，比他所鄙视的‘口水仗’更加无聊”，还有丝毫学术性和思想性吗？还有他所标榜的“逻辑”和“事实”吗？

对于邓先生的这些胡搅蛮缠，如果再去逐一展开讨论，无疑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既浪费时间，又无望于转化“抱定一个立场来和对立观点论争，出于情感的原因，反正不能输”的邓先生。有见于此，我只拟对邓文之“再答胡治洪”部分的引言稍加辨析，由此可以概见邓先生之荒谬。邓先生说：

胡治洪先生的《辨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一文，自称是“由于篇幅限制”而回避了我上篇文章七节中的第1、3、5节，而只就其他四节来与我辩驳。（第38页）但我不明白的是，我原文针对胡先生的那部分加上两个尾注算起来总共不过六千多字，而胡先生这篇答辩文章却将近一万二千字，他的“篇幅”几乎是我的文章的一倍，够宽裕的了！也许，被胡先生所跳过去的这三节确实是不好对付的，有根有据，板上钉钉，所以还是避开不谈最省事。不过我不跟他计较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他是如何以一万二千字的“雷霆万钧”之势对付我剩下的四节共四千字的文章的吧。

这里，邓先生暗用了一个逻辑推理，起点就是他的《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一文之“答胡治洪教授”部分只有六千多字；既然他那部分文章只有六千多字，而我的回应文章《辩误者再误》却多达近一万二千字，那么，我所谓“由于篇幅限制”而省略了对他那部分文章中的第一、三、五节的回应，就不可能真是由于篇幅限制所致，而必然另有原因；什么原因呢？邓先生“逻辑”地给出了他的答案，即“被胡先生所跳过去的这三节确实是不好对付的，有根有据，板上钉钉，所以还是避开不谈最省事”，也就是说，他那三节文字真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我为了不至于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找个借口躲避了。邓先生的乐观实在令我惊叹啊！恕我直言，当我读到邓文“再答胡治洪”部分的这段开篇文字时，我的脑际立即浮现出打围子夸海口玩假功夫的跑江湖形象，滑稽感油然而生！

邓先生此番是铁定地失误了!他的失误，恰好证明了我在《辩误者再误》中关于逻辑的看法，即：“‘逻辑’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纯粹以‘逻辑’推导出来的似乎是周密自洽的观念系统，却往往与悠久广大、纷繁复杂、充满偶然性的历史生活世界的事实存在着意想不到的悖谬。”邓先生过于迷信逻辑，这次却被逻辑准确无误地引入了一个陷阱。具体到我的《辩误者再误》一文来说，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事实是，当我将全面回应邓先生《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之“答胡治洪教授”部分的《辩误者再误》一文发给《学海》编辑部后，该编辑部负责人旋即来信称，因年终稿挤，版面紧张，我的文章须压缩至七个页码即12000字以内。我考虑与其蜻蜓点水般的面面俱到，不如集中将几个问题谈深谈透，因而就拿掉了文章中的第一、三、五节，而保留了其余四节。但我在发表文本的引言中特别交代道：“对于邓文的全面回应，将采取其他方式公之于众。”2007年12月中，我收到载有《辩误者再误》一文的样刊，随即便将此文足本的电子文档发给《儒家邮报》，在该报网络版第43期登出。以上事实，谓予不信，邓先生可向有关方面查询；我也保存着原始信件，可以随时出示。

邓先生是相当看重《儒家邮报》网络版的，他的《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和现在这篇《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都是首先交给《儒家邮报》网络版发表的（前者发表在第20期，后者发表在第57期），因此他没有任何理由将《儒家邮报》网络版归入他所谓的“不讲章法的‘群众运动’”或“网上的攻击”一类对象，而应该也属于他期待“来摆开战场”的“正式刊物”。既然如此，我发表在《儒家邮报》网络版第43期的《辩误者再误》全文，就应该受到他的关注，而不应被他以任何借口加以排斥。然而他现在却并未关注我发表在《儒家邮报》网络版第43期的《辩误者再误》全文，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他确实未读《辩误者再误》全文，如此就反映了他对于论战的态度不认真；其二是他读到了《辩误者再误》全文，但却因其中的第一、三、五节“确实是不好对付”而假装没有读过，“还是避开不谈最省事”，如此则将表明他为人的态度不老实。无论是态度不认真还是不老实，都根本不可能如邓先生所表白的那样想要“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而只能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将这场讨论导向“浅出”和无聊。

当然，作为一个现代“儒生”，我还是愿意尽量从较好的方面去理解对方，我愿意相信邓先生确实是未读《辩误者再误》全文，他只是认真程度不够，还不至于真是一个伪君子。诚如此，我就要敦请邓先生好好读读《辩误者再误》全文，特别是其中的第一、三、五节，认真体味一下我是不是“自称是‘由于篇幅限制’而回避了”他“上篇文章七节中的第1、3、5节”，是不是我并未“跳过去”的邓先生的那三节“确实是不好对付的，有根有据，板上钉钉”，是不是我为了图“省事”而对那三节“避开不谈”。尽管邓先生难得宽宏大量地声明不为那三节与我计较了，但我这次却要将好心当一回驴肝肺，坚持要他计较计较，否则如何实现他所谓“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的宏愿呢？

以上谈完了邓文“再答胡治洪”部分的开篇文字，兴之所至，想顺便再谈谈这一部分的尾声，那也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

在邓文“再答胡治洪”部分的末尾，邓先生引用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对话来揶揄我，整段文字是这样的：

在最后的“赘语”中，胡先生果然挂出了“免战牌”，他先是把这场讨论诅咒了一番，然后宣布：“对于这种‘浅出’的无聊‘讨论’，笔者毫无兴趣。邓先生若有闲情逸致，尽管独自连篇累牍、千言万语地‘讨论’下去，笔者则将再无一字奉陪。”（第44页）这番“赘语”我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想起来了！原来，这正好比是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对话结束时游叙弗论的最后一言：

游叙弗伦 来日方长，下次再说吧，苏格拉底，我有急事，现在就得走。

于是我也只好模仿苏格拉底在对话中的最后一言：

“可是你走了，我的希望全都落空了。”

不错，我在《辩误者再误》一文末尾，确实是出于对这场被邓先生导向“浅出”的无聊“讨论”的厌恶，而表示将退出这场“讨论”。现在我虽然再作冯妇，也仅仅是出于孟子所谓“不得已”的苦衷，仅仅是因为不能安心于坐视邓先生这部分从开头一直错到结尾的文字而缄默不语，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会重新与邓先生纠缠下去。当然，不纠缠却又不等于该出手时不出手，生活本来就充满着偶然性，并不是邓先生的“逻辑律”所能够宰制的。

是否与邓先生纠缠的问题，不是我谈论邓文这个尾声的主要关切。我的兴趣在于，邓先生以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来比况我和他，这两对角色究竟应该如何对位。按照邓先生的行文，他显然是将我比作游叙弗伦，而将他自己比作苏格拉底；从我和他在这场论战中各自打算采取的言默、去留的表现形式来看，他这种比况也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若深入追究精神实质，则邓先生这种比况可就大谬不然了。众所周知，游叙弗伦是古希腊著名的“大义灭亲”斗士，他秉持自认为的对于神的虔敬而立志要把犯有过失杀人罪的父亲绳之以法；苏格拉底则倾向于“亲亲相隐”，对游叙弗伦“大义灭亲”的思想云为极尽反讽之能事；游叙弗伦正是由于他自认为是出于虔敬的“大义灭亲”行为遭到苏格拉底的强烈反讽，方才落荒而逃。了解了这样一个故事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在我和邓先生之间，谁应该扮演苏格拉底、谁又应该扮演游叙弗伦呢？若一定要我扮演游叙弗伦，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不伦不类，用邓先生的话来说：“风马牛！”而邓先生若非要扮演苏格拉底，则岂不是将他在这场论战乃至几十年生平行事中所秉持的根本立场完全抛弃了吗？邓先生一贯仇恨“亲亲相隐”而不遗余力地鼓吹“大义灭亲”，他的自我定位以及公众印象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的游叙弗伦。现在邓先生迷误于论战的表现形式，为了揶揄我而将他自己的精神先师推到对立方面，一并加以嘲讽，这不禁使我油然想起李太白的两句诗：“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在此我不妨将这两句诗活剥为：“邓氏失本根，笑煞天下人。”

附：邓先生与我往复论辩文章目录：

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已上网。

胡治洪：《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载《学海》2007年第2期；已上网。

邓晓芒：《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载《学海》2007年第4期；已上网。

胡治洪：《辩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载《学海》2007年第6期；已上网，网上文本为全文。

邓晓芒：《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见《儒家邮报》网络版第57期。

胡治洪：《迷误者终误——回应邓晓芒〈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见《儒家邮报》网络版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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