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宣布：“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1]然而，也在同一时间，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夏曾佑却发现：“讲堂演述，中学较西学为难，西学有途辙，中学无途辙也。”[2]处在西学的霸权下，历史这样的“中国固有之学”竟已无“途辙”可寻，不独教学为然，研究中同样存在。

近代史学如何建立“途辙”，近10年来已成为学界热点，出现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探讨。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更重学术机构、学科体系等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一是更重具体学人的影响。前一种思路对于近代学术“专门化”、“机构化”的基本特征显然深有体会，但也容易忽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无法解释学术中的流派与学人个性因素的影响。后一种思路则与中国传统的“学案体”不无关联，表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史学传统在近代学术中的活力。不过，尽管近年学界对于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学术大师的关注颇有成为“显学”之势，但研究者似很少认真将学人放在制度性因素中考察。

任鸿隽曾在1934年说：“在现今学校林立的时代，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大概在社会上是有定评的。而说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即无异于说某种功课有某某著名学者在那里担任教课”。因此，他劝当时热中于“择师运动”的学生，“与其择师，不如择学校”。[3]任氏的话简洁地道出了学人（学派）、学科、学校（机构）等因素在近代学术的交互影响。因此，以一学术机构为描述单位，兼顾人事、制度诸因素，或是动态把握学术史发展脉络的一条方便途径。不过，学界此前的学术机构史研究，注意到的主要是几个近代学术“策源地”，对于相对边缘的机构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学术典范的转移仅被描述为单向度的中心向边缘的扩散，忽视了其互动的一面。[4]

就此而言，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可以算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事例。[5]由于地处“僻远”，川大长期以来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边缘地带，虽早有史学系的设置，学术风格却与学界主流典范颇有异趣。30年代中期，尤其是抗战以后，学校开始随着四川的“地方中央化”实现了真正的“国立化”，川大史学系也得以渐入“中心”，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的重镇。[6]但是，这一过程并不仅是“主流”典范向学术“边区”的扩散，更是不同学术风格的融会。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检讨川大历史学科由“边区”迈向“中心”的过程，以描述近代史学学术典范变化的一个侧面，无意做面面俱到的学术总结。故于晚近学人概不出名，50年代以后的情况也大体从略。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四位先生被公认为川大历史学学术传统的开创者，自然也成为本文着墨的重点。惟诸老既负盛名，也因而成为学术史上的专门题目。笔者才学不逮，或评或述均不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处，敬请批评。30年代中期以前川大历史系的情形，一则材料缺漏，雪泥鸿爪，弥足珍贵；二则学人知名度多不高，或有为主流“掩盖”的可能，故就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尽可能详述其原貌，或有“详远略近”之嫌。又，大学既是研究机关，也是教育机构，课堂内外的教学既传播了专业知识，又是专业规训的主要途径；而教学相长，对成熟学者的“反作用力”盖不亚于单纯的科研。因此，本文也给各时期课程体系的变化、学生专业社团的发展等留下了篇幅，以期多方位地勾画川大历史学科的发展之路。

一、学科初肇

历史学首先是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近代教育体系中的。在川大历史上，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即要求优级师范科的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08年，该校开办正科，文科部开设了中外历史课程。1905年成立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7]不过，在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得以与经学、词章并列为该校三科之一（这是当时各存古学堂的惯例）。其时担任史学正教员的是杨赞襄。从遗留下来的少量资料看，从1910年到1911年底，该科学生除了主修史学外，尚须修习词章、理学、地理、算学、篆隶、书画、品行等课程。[8]这是历史学在川大成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开始，但其具体内容如何，难以判断。

辛亥革命后，四川高等学堂停办，通省师范学堂也改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遵照教育部的规定，1916年7月，成都高师增设史地部，但实际上并未开办。不过，国文部、英文部都开设了历史课程。以1918年为例，国文部所开为中国史（教员为祝同曾）、东亚史（教员为刘冕。刘氏并讲授心理学），英文部所开为西洋史（教员为卢观泰。卢氏并教授英语）。按刘、卢二氏恐是主修心理学（或教育学）、英语等专业的，历史恐非任科。其时师资匮乏，这种情形是比较常见的。事实上，1923年春的材料显示，卢氏已专任英语科教员。同年春，国文部改名文史部，从科系设置上确定了历史学的地位。而中国史教员仍为祝同曾，外国史地教员为肖汉勋（并教授人类学）、彭昌南。[9]祝氏和前此存古学堂的杨赞襄均是川内名学者，国人教国史毕竟本色当行，故中国史教习一直稳固，外国史则变动较为频繁，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方面的人才匮乏。另一方面，肖、彭二氏的情况虽也不详，但肖氏兼授人类学，至少离历史更近了一步，表明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亦在渐渐增强。

1924年夏，成都高师预备升大，历史学成为首批设立的10个系之一，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单位。20年代中期，成都高师的大学预科独立组建为国立成都大学，史学系获得了初步发展。1929年该系人员构成情况如下：系主任叶茂林（字秉诚），教授何鲁之、刘掞黎、洪承中、张大和（字仲和）。[10]张森楷、祝同曾亦曾在该系担任教授，分别讲授历史研究法和中国通史课程。1927年6月，成都高师升格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设立了四川地区的第二个史学系。李思纯、祝同曾等为系主任。按1930年的资料，除了李、祝二位外，还有张仲铭、蔡绍康、徐朴生、刘东塘、谭励陶诸人。[11]大都在近代四川学界不甚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