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独尊兼容，对外和而不同，这是一个文明永保青春的天条，也就是说本土文化的核心——社会自我意识必须具有“独尊兼容、和而不同”的意识。

大清帝国处于盛世时没有做好“独尊兼容”，结果只有独尊（唯我独尊），没有兼容（不愿意吸收他人的长处），结果半个世纪后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饱受屈辱、挨打之苦，文明落后也就自不待言。

经过百多年的仁人志士的浴血拼搏，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的艰难历程，第一代领导人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华民族已经有了腾飞的坚实基础；第二代领导人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使中华民族的社会自我意识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变，这是自乾隆帝以来，社会自我意识正式开始以新面目展现于人世，中华民族的社会自我意识终于完成了历史性转变，由唯我独尊、不计其他，开始“独尊兼容”，中华民族开始焕发青春活力，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觉醒如愿以偿。

兼容意识有了，这并不能说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华文明的生成发展问题，更艰巨的任务摆在了炎黄子孙面前，更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如何在兼容下做到独尊，如何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能保持自我本色，而不是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所吞没，这又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面对这一生死存亡的考验，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自强以求得生成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到执政党的自我形象是生死攸关之所在，执政党也是“独尊兼容”意识中“独尊”的导向人，由执政党来完成“独尊”的定位导向，也即执政党担负着“社会自我意识”的有形载体，由执政党来负光大中华文化、重现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重任。

第四代领导人，则在第三代领导人的肩膀上起跑，正式提出了复兴中华大业的历史使命。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把关系到执政党的自我形象的“三个代表”写进了宪法，深刻认识到执政党自身建设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搞不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共产党人就完成不了复兴中华大业的艰巨历史使命。为此制定了执政党的廉政建设有关法律条例，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创新发展，这是“独尊”的灵魂所在，人生信仰、道德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是社会自我意识的核心，也是社会自我意识“独尊”的内容。

实力是制胜的根本，发展经济，搞好经济建设，使中国成为富强的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立足的基石，非此不能生存，不然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就没有话语权，就只能是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第四代领导人顺应天命提出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某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

子曰，先富后教。如果只富不教，将成为行尸走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全球化的结果，我们的代价是丧失了自我，中华文化的社会自我意识荡然无存，中华文明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西方文明的翻版。

所以第四代领导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着意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建设经济的同时，也着意于精神家园的重建，例如人大国学院的设立，光明日报国学版的设立。重建精神家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科学发展观不会是以丧失自我为代价来求得自身的发展。

如何重建精神家园，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保持自我本色的艰巨重任，也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当然需要整个中华民族来共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需要强大的物质支持，即物质上的复兴，更需要精神上的复兴，即社会自我意识的灵魂复兴——我们需要独尊什么，才能在兼容时保持不败之地。

精神家园的构架有这么几个层次：最高层次是道与德的层次。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一历史重任，这是总体目标层次，这是天意所在，这就是天命层次，也即一个民族的历史使命层次。

其次是仁义层次，以实力为基础，以和谐为灵魂，以智慧为框架。仁义层次是中华礼义文明的核心所在，而仁是其内在理念，义是其外在言行，是仁的外化。仁是人学的核心，立足于爱、扎根于爱，长出爱我与爱群体两个分支，爱我展现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宪法法律制度规则框架体系，爱群体展现的是以亲情为核心的情感体系。老祖宗留下的《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大地以厚德载物”，中华礼义文明发扬光大的是坤卦内容：“地势坤，大地以厚德载物”（即“爱群体”这一分支）；至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爱我”这一分支），还是西方文明做得更好，乃至于现今，借全球化趋势，西方文明所向几无敌手。这也是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的外部环境，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发展，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也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这是重建精神家园所必须做的事情：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基石，以亲情为核心，以宪法法律、制度、规则为框架重建精神家园——这是混元文化的人学。我们要做好爱我与爱群体的平衡，即“中道”是也。西方文明是以科学为基础，经济学为内核，宪法制度为框架。而经济学是讲“最大化”，可“中道”实质为“最优化”。西方经济学讲最大化有其缺陷，即只追求现时的利益，没有把未来考虑在内。如果把未来考虑在内，最合理的经济学原则应是追求利润最优化，追求产值最优化，这才是从时空角度考虑问题，这才是科学的经济学。最优化就要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环境，涉及到人文（爱我与爱群体的平衡），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仁义层次是爱己与爱人、自强与助人，讲“最优化”，讲“中道”，唯此才能达到“和谐”。而“中道”的具体化就是：守信、尊礼。

第三层次是守信、尊礼，“礼”是“中道”的框架，“信”是“中道”的内核。

第四层次，即底层是宪法制度层次，这是保持自我本色的底层，底层要与时俱进，要兼容（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更要独尊（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