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创立于孔子，同时，后世崇奉的儒学经典也与孔子关系密切。孔子特别推崇周礼。他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吾从周”（《论语·八佾》）。他对弟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所谓“学文”，就是读古代的书。这些古代的书，就是过去由王官所掌、后来流传民间的典籍，即“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中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谈论《诗》的话最多，其次是礼和乐，谈《书》的话最少[1]。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六经”的大部分文本，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长期或短期的流传与演变，并且基本成型。如《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问申叔时（申公）教太子箴事，申叔时的回答是“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等。庄王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太子箴（共王）于公元前590年即位，孔子在40年之后(前551年)才诞生，这说明典籍的传授和教化传统，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学者一般赞同孔子以《诗》、《书》等文献作为授徒的教材，但是，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大量的分歧。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其实《史记·孔子世家》有明确记载，孔子对六经进行过整理，有述有作。如关于《书》、《礼》，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关于《乐》、《诗》，司马迁记孔子语鲁太师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关于《易》，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与六经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难以否认的。

六经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孔子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是六种历史文献。那么，孔子是如何与六经发生关系的呢？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孔子和“六艺”的关系，是对“六艺”的选择、整理和解释。但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孔子和“六艺”还有更多的关系，即“六艺”既是孔子学术思想的来源（亦即儒家思想的来源），又是孔子学术思想的集中反映（亦即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六艺”原是先秦各个学派所一致认同的文化遗产，后来之所以一变为儒家专有的经典，就是这个道理。[2]《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金景芳先生认为：“孔子编著六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对《诗》、《书》是‘论次’；对《礼》、《乐》是‘修起’；对《春秋》是‘作’；对《易》则是诠释。”[3]

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应以“六艺”并称为标志。《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这是儒家学派以外的人转说孔子直称六艺为六经。《礼记》中有一篇以“经解”为篇名，而阐发“六教”，这是儒家称“六艺”为“六经”。《庄子》、《礼记》都是战国到汉初时的作品。而“六艺”之名，始见于贾谊《新书》和司马迁《史记》。因此有的疑古学者认为“六艺”或“六经”并称的时间很晚。他们坚持孔子与《易》无关的成见，甚至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但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16000余字，记录了孔子与门人关于《周易》的问答，证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另外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证实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晚期，而简书的写成应早到战国初。其中的《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等简书虽有残缺，大体上可以看成是孔子门人或后学的作品。其中已普遍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因此可见，六经并称的情况早在儒学形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4] “六艺”表示这些典籍是各个学派所认同的古代文化遗产，而“六经”则表示它们已经成了儒家的专有文献。《庄子·天运》篇的记载，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创始人已经把这六部历史文献作为本学派的专有经典，称为“六经”。

“六艺”并称标志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陈来说：“从西周到春秋，代表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是文献的原始积累和这些文献的逐步经典化。”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经典形成的过程或原始经典的形成，是在西周到春秋。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书》的文献体系和《诗》、《书》的经典地位渐渐形成和确定。”[5]“六艺”经过孔子有意识的整理和伦理化的阐释，才最后成为儒家学派的典籍（其中《乐》无书），才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由“六艺”上升为“六经”。当然，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是相对而言的。孔子以后，儒学不断地发展，其经典体系也在进一步扩大。由“六经”扩展为“九经”，再到“十二经”，最后定型于“十三经”，其间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程。

儒家经典形成以后，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曲折，包括焚毁、篡乱、附益以及讹误、阙文等等。这为后来儒学内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也成为宋代经学怀疑思潮以及宋元以降直至二十世纪疑古辨伪学兴起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