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蒙文通著作的人大多猜测他是个恂恂儒者，但事实并不是如此。这位经史两绝的大儒晚年在川大任教，美髯垂胸，性情豪迈，爱好饮酒，更喜欢泡茶馆，连考试都安排在茶馆里。他喝着茶，让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来考他，凭问题的深浅打分，旁观者无不绝倒。

跟徐中舒、缪钺的自学成才不同，蒙文通自幼年开始，就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导下学习。1894年，蒙文通生于四川盐亭，5岁即入私塾学习。1906年，12岁的蒙文通便随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学习，五年后因成绩优秀，又被选入四川存古学堂。存古学堂是当时四川国学的最高学府，是晚清名臣、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入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其宗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为四川培养国学人才。当时的存古学堂云集了书家谢无量、经学大师廖平等国学大师，正是群贤毕至之时。

蒙文通入学堂后，“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他并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平日里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他对经史之学尤感兴趣。早年广博的知识使他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师从经学大师廖平

在存古学堂，蒙文通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导师廖平。廖平堪称晚清经学大师，辨明了自汉代以来儒学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源流和归旨，其“经学六变”名扬天下。廖平倡导明家法、重条例，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对蒙文通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廖平的指导下，蒙文通早年撰写的《孔氏古文说》，笔触便已经深入到了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这以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了《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原》、《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确定了自己在经学和史学上的双重地位。

在廖平的影响下，蒙文通治学爱从其本源寻找立论的根基进而撰述历代的变迁过程，逐条分源各派进行深人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续，从而使十分不经意的思想、词条都归入相应的渊源。他从廖平处学得的经学思想，对日后研究历史也颇有裨益。他一向视经学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人而辉映成趣。

支那内学院学佛

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几年的学习使他对经学、史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却没有学到为官之道，往日的同学一个个衣锦还乡，他却在家乡以办私塾为生，并在一所破庙中从事经史研究，日以青灯黄卷为伴，远离朝市之学，不求闻达。

这样的生活一晃就是3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席卷整个中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发生激烈论战。远在盐亭的蒙文通也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力量，不过，这场莫衷一是的争论却让他难以取舍。

于是，蒙文通索性出走，“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然在二者之间难以取舍。不过，他却慢慢认识到，佛学在中国思想中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影响。于是，蒙文通来到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潜心研究佛学。

在支那内学院，蒙文通专攻佛学，其间常与汤用彤等人互相争辩。在争辩过程中，他的佛学体系愈加缜密，少有人能及。欧阳竟无看完他撰写的《中国禅学考》、《唯识新觉罗》后大喜过望，竟又重阅一遍，时而着笔于原稿之间，时而挥墨于稿纸之上。这两篇文章后来皆被刊于院刊《内学》创刊号上，紧接在欧阳竟无的《佛法》、《心学》之后。欧阳竟无由此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继承衣钵专门研究佛学。

然而，佛学始终不是蒙文通的治学目标。1927年，蒙文通离开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常写信给他，希望“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共剪西窗烛、共作刻入谈”，很是不舍。然而，欧阳竟无或许不会想到，在离开支那内学院当年，蒙文通即撰成成名作《古史甄微》，创造性地将中国上古民族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名震一时，并由此确立了自己在史学上的地位。

两次被解聘的教授

离开支那内学院后，蒙文通重拾教鞭，开始教书育人。他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几乎辗转了半个中国。

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见解独特，“脾性”也颇大。1931年，四川军阀为节省教育经费，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愤而辞去职务，以示抗议。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执教期间，日伪政府多次强“邀”他撰写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一家有七口人，经济拮据家计困顿，但他仍对来者严辞相拒。

然而，在北大执教的蒙文通却遭到了生平的第一次解聘。在北大，蒙文通竟一次也没有前往校长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此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依然我行我素，他索性转至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北大隋唐史后来由陈寅恪担任。还未教一个月，陈寅恪的夫人就“威胁”陈寅恪说：“若不辞职北大，即不再过问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学者分授，学生甚为不满，胡适为此也大伤脑筋，却也拉不下学者的脸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课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