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通过讨论刘敞对《左传》中的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解经之弊及周公定例、五十凡等几个问题的批评，揭示了刘敞对《左传》的基本态度，即：左丘明只是鲁之太史，不受经于孔子，他所作的《左传》主要是以事解经，不能尽《春秋》褒贬之意，且易混淆经史关系，犯以史法解经的错误，其“五十凡”也大部分是左氏以史解经时沿用“史书之旧”。故刘敞治《春秋》学，对《左传》多取其事而舍其义。

关键词：刘敞；左传；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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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敞对《春秋》三传不尽从也不尽废，但所从者是对前人的继承，不能反映刘敞《春秋》学的发明，只有所废者，即刘敞对三传的批评，才能显现刘敞的发明之功，以下笔者就讨论一下刘敞对《左传》的批评。刘氏对《公羊》、《谷梁》的批评，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刘氏对《左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解经之弊及周公定例、五十凡几个方面：

1、左丘明不受经于孔子

在《春秋》学史上，对《左传》有很多争论。《左传》是否传《春秋》、《左传》的作者，就是其中争论较多的两个问题。《公羊》、《谷梁》在汉初便被立为学官，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们《春秋》之传的地位，而《左传》是到西汉晚期，刘歆“引传文以解经” [①] ，并争立于学官，才被时人所重，而逐渐成为《春秋》之传。《左传》晚出，以事解经的体例又与《公羊》、《谷梁》以义解经的体例大不相同，故从一开始，有人就认为他不传《春秋》。至后世极端者，怀疑《左传》之五十凡、“君子曰”及其他解经之语是刘歆窜入的，甚至于说《左传》全书都是刘歆伪造，此为偏激之说，金景芳先生在《孔子新传》一书中已对此作过论证，此不赘述。在讨论《左传》是否解经这一问题时，又当涉及其作者问题。对《左传》作者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作，二为如果为左丘明所作，其与孔子是什么关系。

《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在唐以前尚无异议，刘歆与太常博士、范升与韩歆争论是否立《左传》于学官时，没有怀疑其为左丘明所作，只是认为《左传》与孔子没有多大的关系，如《后汉书》卷六六《范升传》便记范升语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之后桓谭、班固以及魏晋学者也都对《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深信不疑，到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对左丘明作《左传》提出异议，至宋程颐、朱熹、郑樵纷纷言之，遂使之成为一段公案，至今没有定论。

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春秋左传正义提要》认为：“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认为在赵匡以前，人们对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为孔子弟子无疑问，此言有失详考。因为考《史记》之《仲尼弟子列传》无左丘明，《十二诸侯年表序》亦明以左丘明为鲁君子，不在孔门弟子之列；《汉志》亦仅云与孔子同观鲁史，刘歆亦仅云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未明言受经于孔子，在弟子之列。且据《论语·公冶长》所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似乎左丘明为其前辈或同辈。故才有赵匡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 [②] 如果左丘明为孔子前人，当然不可能受经于孔子，若是同时代人，则有可能 [③] ，但以上材料都没有非常明确地提出左丘明是否受经于孔子，而刘敞则明确地提出左丘明不受经于孔子。

对《左传》，刘敞从未怀疑过其《春秋》之传的地位。沈玉成、刘宁的《春秋左传学史稿》误读刘敞《春秋权衡》开篇第一句“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缪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也’”为“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缪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认为刘敞“赞同今文学家《左氏》不传《春秋》之说，不过并不否定《左传》的价值” [④] ，这显然是错误的。刘敞不否认《左传》解经的地位，也承认《左传》为左丘明所作，但他否认左丘明受经于孔子，是孔子的弟子。不过，刘敞言前治《左传》者为护《左传》解经的地位而说“丘明受经于仲尼” [⑤] ，有失考证，不知四库馆臣是否因受刘敞的启发才下的上引断语。刘敞认为左丘明不受经于孔子的主要理由便是左丘明不在孔子弟子之列，他说：

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 [⑥]

左丘明不是孔子弟子，那他又是何许人物?刘敞认为左丘明为鲁太史。刘敞在批《左传》隐公三年“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传文时说：

按《春秋》乃恶相伐者，况伐人丧乎?伐人丧尚恶之，况伐天子乎?今不独伐天子，又伐其丧也，则《春秋》何以无贬郑文邪?左丘明，鲁之太史也，郑氏事若不赴告鲁，左丘明无由知之，苟赴告鲁，则必书于策，苟书于策，则《春秋》必当有之。今《春秋》无此，是不书于策也，不书于策，则丘明何从见此邪?非传闻道听者乎? [⑦]

这里，刘敞所要表达的重点虽是《左传》的不可信，但在证明此点的时候，他的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左丘明为鲁太史。翻检刘敞的著作，他只在这一个地方明确指出了左丘明为鲁太史，但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他的这一观点，比如他在《春秋权衡》中常有“左丘明所据史策”之类的话语。另据刘敞在《七经小传》中对《礼记·表记》一条文字的解释，可知刘敞以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这条注释为：

《表记》：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所与左丘明同其耻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信则不巧矣，惮则不令矣，畏则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