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为与孔子齐名的大思想家，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到宋代以后才逐渐突显出来，而在此以前，孟子的地位与一般诸子没有太大的区别。直到宋代，人们才开始对他格外重视，本人由普通的诸子之一入孔庙配享，著作由一般的子书升为经。在这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非孟力量。这股思潮从汉代的王充开始，一直到宋代的许多学者，如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等，他们既对孟子思想本身提出怀疑，也对孟子所提到的一些古史古制持否定态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孟子所说的古史古制这一问题。

文本的阅读理解，是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必由之路。当代文本理论认为解读不是单方面的对象性阐释，而是文本与读者的反应交流过程；也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对文本的建构,它造成文本的开放性，将文本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而还原为鲜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通过读者的体验、理解和建构，显现文本意义,在文本意义和情感的领悟中，人与世界融为一体。[1]具体而言，解读中的读，是在阅读活动中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探寻与思考,体现了读者对自身的价值及其生存状态的关注，它是语言所明确传达出来的显在意义的认知与了解,是解读文本的起点。这仅仅是起点，更重要的是在读的基础上，着重于对隐藏在字面意义之下的内在涵义或言外之意的发掘。如果说“读”是读者与作者的交流的话,那么“解”则是读者与社会、时代的对话。明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是解读的标准.[2]2002年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在威海举办了“东亚经典诠释传统学术研讨会”，对于建立中国诠释学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汤一介先生认为经典的解释有历史、哲学、政治方法；傅伟勋先生提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等五个经典的诠释层次；孟子研究专家黄俊杰归纳出诠释的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二是作为政治学的儒家思想之诠释，三是作为护教的诠释。[3]这些关于建立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初步设想，其出发点和侧重点不一，结论各不相同，但对于看待儒家经典（如孟子）的诠释，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对经典的诠释在历史上有两种方法：汉学重视文字章句训诂，宋学重视阐发心性义理，形成这样不同的学术风格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汉代以前，中国文化遭受了两次严重摧残，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在儒生被杀，典籍被毁的情况下，文化的延续是一项重要的工程，汉代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尽量多地收集古书，补全残缺的书籍，同时对这些书籍进行解释，用成中英先生的话来说“汉代儒家在传授经学的同时力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可信的古典知识体系与语言解说系统”[4]。汉代的学风必然就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为主。而到了唐中后期，以国家的名义统一诸经的解释，传统的学术似乎已经到了极至，啖助、赵匡等人寻找新的解经途径，开始舍传求经，开启了北宋经学变古之风。在解经的观念、方法上出现一个大的转折，在怀疑汉唐传注的同时，对经典本身也持怀疑态度，司马光等人对《孟子》的攻击显属这个范畴。由于《孟子》在唐以前一直处于子书的地位，传注数量很少，宋以前仅有赵歧《孟子章句》、程孟《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扬雄《注孟子》、王充《刺孟》、綦母邃《孟子注》、陆善经《孟子注》、张镒《孟子音义》、丁公《孟子手音》、刘轲《翼孟》、林慎思《续孟子》等十三种。宋人对孟子的怀疑主要集中在《孟子》本身上，很少涉及传注。在非孟派眼中，孟子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并非孔子那样垂法万世的圣人。他们除了对孟子提出的哲学命题进行批驳外，还怀疑孟子所说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孟子》经唐代学者皮日休、韩愈的提倡，宋初学者柳开等人的大力推崇，逐渐引起宋代学者的兴趣。其中的一部分远承汉人王充的《刺孟》，在宋代掀起了新的非孟高潮。他们不仅从思想上着手，也在孟子所提到的一些史事上来找缺口，动摇孟子立论的根基。试举两例：司马光的《史剡》认为孟子所说的舜的父亲兄弟欲图杀舜一事 “尧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于畎亩之中，瞽瞍与象犹欲杀之。使舜涂廪而纵火，舜以两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实以土，舜为匿空出他人井。”从情理上根本就说不通：“顽嚚之人不入德义，则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岂不欲利其子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此特闾父里妪之言，而孟子信之，过矣。后世又承以为实，岂不过甚矣哉。”[5]此事从情理上来看的确说不通，舜的父亲弟弟不可能不顾杀头之罪而杀掉即将成为天子的舜。李觏也有相类似的怀疑，认为“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不是事实，而是教人不自量，认为他们当时的国土面积远远大过七十里、一百里，认为“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得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而汤在“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6]此外，禹绝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等此类值得怀疑的地方还很多，在文字的确有许多值得推敲之处，这也是北宋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人对司马光等人的怀疑作出系统正面回答的原因之一，直到南宋，余允文才第一次回答了他们的质疑，其后张栻、张九成、朱熹等又对余允文回答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

司马光等人的怀疑与朱熹等人的回应，是经典（知识）传授过程中接受者理解的差异，属于经典解读的不同层次。司马光对瞽瞍杀舜一事的怀疑，从情理上无可挑剔。但正如前面的诠释理论所言，对于经典的解释有不同的角度、层次和要求，他的这种解释可以算做汤一介先生的历史诠释，也可以看作傅伟勋先生所说的实谓层次，黄俊杰先生提出的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但这种文字表面意义的考订没有深入到其它层次的诠释，并没有真正完成诠释的任务。接下来的诠释任务是了解孟子为什幺会相信这个有违常理的说法，而不是指责孟子的判断能力。抓住《孟子》的成书背景、性质、孟子本人的性格特征及他是一个思想家而非历史学家等这些实质性问题，该书的解读可能才会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