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三百篇中，《周南》、《召南》列居十五《国风》之首。关于这种编排体例以及二者的命名及区别，历来颇有争议，且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南”的理解各有不同，使之成为《诗经》学史上一件公案。苏辙，作为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在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基于“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1]的目的，作有《诗集传》一书。苏氏《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史上今存第一部《诗经》全解，也是现存众《诗经》注解中时代仅次于《毛传》、《郑笺》和孔氏《正义》的重要著作，它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聚讼纷争的基本问题都作有深入地思考和辨析，特别是于《周南》、《召南》的理解，有别于前贤时儒，故笔者试作下文探讨苏氏之解。

苏氏《诗集传》以论述《周南》发端，而亦连带述及《召南》，训释《召南》诸诗时，则不再专论《召南》。苏氏曰：

文王之风谓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法周也，所以为其国者属之周公，所以交于诸侯者属之召公。诗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诗言周之内治由内而及外者，谓之周公之诗；其言诸侯被周之泽而渐于善者，谓之召公之诗。其风皆出于文王，而有内外之异。内得之深，外得之浅。故《召南》之诗不如《周南》之深。[2]

苏辙首先就《周南》和《召南》的区别作了论述。关于二者的区别，《诗序》曾以“王者之风”和“诸侯之风”，郑玄以“得圣人之化者”和“得贤人之化者”来分别“二南”[3]，并且认为这都和周公、召公德行之优劣有关。苏辙却不同于《诗序》和郑玄的看法，他认为《周南》和《召南》的分别是在文王治理周朝时，以周公主内，召公主外。并据《大雅·召旻》所论为证，“由内而及外者，谓之周公之诗”，“诸侯被周之泽而渐于善者，谓之召公之诗”，因内外不同而有风化的深浅之异。且认为《周南》和《召南》都是文王之风，二南之诗均是百姓沾润文王的教化而作的，他们的区别只是周、召二公的职事不同，与其孰圣孰贤无关[4]。

首先采用王化深浅的理论来区分《周南》和《召南》的是北宋大儒欧阳修，他在其《诗本义》中曾这样论述：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5]

欧阳修以为“其民之所得有浅深”，以民之所化，因性情不同，智愚有异，所得自或有深浅。因此他反对郑玄因圣贤之异而有深浅之分，“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贤人之化乎？殆不然矣。”[6]其后王质《诗总闻》、范处义《诗补传》也均批评以圣贤分深浅之说[7]。苏辙吸收了欧阳修的观点，也以深浅之说来区分二南。但他却不从民之智愚立论，而从内外不同的角度辨别二南的差异，这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再者，苏辙强调周、召二公治国有内外之分，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不仅苏辙所引《大雅·召旻》第七章“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表明了召公在外，职在开疆辟国的史实，而且《史记》中《周本纪》、《鲁世家》所载，亦有周公辅政、使伯禽就国的事实，故周、召分主内外之治实为不假。苏辙以治之内外分《周南》、《召南》，不仅有其历史依据，而且也有其可能。因周公所主之内，盖指关中旧周之地，其民长期在文王之风的熏染下，自然得之也深；而召公所主之外，乃周新拓之地，其民受文王之化时间短，且由外烁，故得之也浅。因此由内外之民所反映的心声——《周南》、《召南》，自然会有不同。故苏辙因周、召二公有内外之治的不同，看到民之教化是内深外浅，因而断言“凡诗言周之内治由内而及外者，谓之周公之诗；其言诸侯被周之泽而渐于善者，谓之召公之诗”，并以此来确定二南的差异，这无疑是合理的。同时，苏辙以内外之分论民化之深浅，又是对欧阳修之说的重大补充，故为后学所信从。如段昌武《段氏毛诗集解》和朱鹤龄《诗经通义》均采用了苏辙的观点[8]，足见其说之可备。

其次苏辙对于周、召、南也作了自己的理解。他说：“然则谓之《周》、《召》者，盖因其职而名之也。谓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于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东、北则纣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9]他认为《周南》、《召南》的命名，是因周公、召公的职称而来的，“南”的意思，是文王的教化“在西而化于南方”。

对于周、召的命名，苏辙之前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是周公和召公的简称，或者是二人的采邑名，再或者是国名、代名，从未有认为是因二人官职名而命名的。苏辙不拘囿于传统的说《诗》权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提出周、召是周公和召公的官职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说得通的。如《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10]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周、召之地是文王分封给周公和召公的采地，那么，周、召之地以周公和召公所任官职来命名是极有可能的，并且这一官职为周公、召公以及后继者所担任，成为周、召之地的别有代称，以至于后来的采诗者以此命名，那又有何不可呢？王质《诗总闻》在论及“南”时，也曾说“周、召，官也。自二公为之，后世相承不改。”[11]可见苏辙认为周、召是官职名是可以成说的。

关于“南”字的理解，则是《诗经》学史上一件聚讼纷争的公案。历代《诗经》学者都以自己的《诗》学观对此作有解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种说法，南化说、南音南乐说、南国说和乐器说，张西堂《诗经六论》曾对此做过明确的考证。此外，当代著名学者金景芳先生曾认为“南”同任，是动词，不是方位词，影响也较大[12]。金先生认为，根据《毛诗》于二南之末称“周南之国”、“召南之国”，可见二南必与周、召分治有关。南者任也，“周南之诗”即由周公所任之国所选之诗篇；“召南之诗”即从召公所任之国所选之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