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通过历史的审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比较了中西方文化中对全球化的认识，阐述了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强调我国传统文化建设和文化对外交流工作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交流 全球化 历史 比较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文化交流与全球化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由文化的历史性纵向发展引起社会在全球性横向变化的过程。人类对文化共享的要求，决定了文化需要交流，文化的多样性、区域性决定了文化必然要发生交流。文化交流促使物在全球范围按照高度精细、严密的规则流动，人在全球范围按照宽容、自由的规则生存。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一

人类进行的第一次跨地域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是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决定与匈奴的死敌月氏国结盟，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走时带了一百多人，离开汉朝十三年，最后只有两个人活着回来。虽然他没有为汉王朝完成政治任务，但他却在陆路开辟出了东亚与中、西亚文明交流的通道，为人类广泛的文化交流历史推开了大门。《资治通鉴》记载，“博望侯（张骞）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由于当时汉王朝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鼓励有志建功立业的人，不分高低贵贱都可以出使遥远的西域诸国，从而使张骞身后出现了一大批期望借出使西域而得到显贵的人。这些人中有的为汉王朝睦洽了邦交、开拓了疆域，有的为汉王朝和西域诸国挑起了战争，有的在半路就变卖了汉王朝交给的出使礼物。但是，不管他们对出使行为寄予何种愿望，作为使者，他们共同的贡献则是使不同的文化得到了交流。据史记载，当时的使者在中亚已经见到了辗转从印度贸易来的蜀地竹杖和细布。由此可以看出，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这次大交流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和对当时的东亚以及中、西亚社会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交流中，每件贸易的物品上无不烙印着各个民族的文化，在这些贸易物品后面涌动着强大的文化巨流，正是这一次文化巨流为下一次更大的货物贸易做好了准备。这次大交流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形成，也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可能。

中国一直是一个陆权国家，在航海史上首创壮举是在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一个共有62艘大船的船队，载两万七千多人纵横印度洋上。郑和最初的航程仅限于亚洲，从第四次航海起，他的航线开始延伸到非洲海岸。庞大的舰队所包含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是一座活动的科技展览馆，船上载的使用物品和交流物品更是一座博物馆，中国文化第一次在海上进行了大展示。郑和在把这些中华文化和介绍到海外的同时，他也把地理、海洋和丰富的异域政治、经济、民俗资料，以及货物、物种带回了中国。郑和七次下西洋，和张骞通西域一样，都为中国打开了未知而广阔的天地。郑和完成第七次航海后，明王朝很快就强制推行闭关政策，使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航海事业终止了。但是，这次历时近30年的海上行动给当时的沿海居民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在民间，偷偷的海上活动越来越频繁，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交流活动开始萌发。

从公元1494年开始，人类文化交流的主动权掌握在西方人手里。哥伦布打算到盛产黄金、香料的印度而偶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那时起欧洲文明开始走出欧洲，西方文化借助航海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交流。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资助船长麦哲伦开始了伟大的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第二年，麦哲伦的船队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第三年，麦哲伦在菲律宾群岛，被当地居民所杀。又过了21年，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群岛。欧洲在近代史上对世界文化大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从一开始就在大交流中扮演了一个十分主动的角色，18世纪末叶，欧洲人发展起动力机器后，更加巩固了这一地位，直到今天它的主动性仍然是它参与大交流的显著特征。

战争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形式变异。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人类的每一次战争无不对文化的建设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每一次战争都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敌对双方在战争之前，就要对对方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大量的收集、分析。在战争进行中，双方的各类纷繁复杂的情报相互交织，趋于交流的白热化。战争结束后，最为普遍的现象是，胜利者在对失败者文化大肆侵伐的同时，也以胜利者的姿态享用失败者的文化果实。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纵横欧亚大陆之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文化借助战争完成交流的最早的大规模进行时。蒙古建国后，在四十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和这支亚洲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军队先后发生过战事的有：花剌子模、黑衣大食、俄罗斯、钦察、波兰、日耳曼、印度等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在如此大地域的活动，所带动的文化交流对当时欧、亚社会产生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文化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之上的。被称为“大道之源、众经之首”的《易经》，开篇即写道：“干，元、亨、利、贞。”接着就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它首先对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做了描述，对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作了定位。事实上这一描述已远远超出了对地球的描述，而是道出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认识。在这一大前提下，《易经》“同人”卦的卦辞为：“同人与野，亨。利涉大川，利贞君子。”“同”释为会同、和同，突破闭塞的世界，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礼记》“礼运篇”中把这一卦的理想境界更进一步阐发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诗经》“大雅”中载有，“以笃于周佑，以对天下。”提出了“天下”这一概念。“小雅”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一步说明了统治者对“天下”的认识，所谓“天下”，也就是统治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或是凡有土地的地方都属于统治者所谓的“天下”。在中国古代哲人的眼里，“天下”的概念远比当时统治者所谓的“天下”广阔，他们不拘泥于“莫非王土”的束缚，更大程度上认同“普天之下”，认为凡有土地的地方，凡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应进行积极的交流，最终构建成为一个安、和、乐、利的世界。